不只千年谬误墓穴，汉文帝为何还违背祖制，另辟白鹿为霸陵新址？
2021年12月14日，一则名为《真正的汉文帝霸陵确认了》的新闻一经发布，立即在中国考古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千多年来，考古界普遍认为汉文帝刘恒的陵寝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的“凤凰嘴”，而事实上真正的霸陵是距离此地两公里的江村大墓。
至此尘封千年的霸陵之谜被揭开。
这个困扰考古界千年之久的难题究竟是如何被解开的？霸陵的位置被确认后，很多人心中又生出了另一个疑问。
众所周知，自汉高祖刘邦葬在咸阳后，汉代11位帝王中陆续有9位将陵墓选在了这里，只有其中两位未安葬在此，其中就有汉文帝刘恒。
历史上，刘恒是一位十分仁义的君主，违反祖制似乎并不像他能做出来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却并未遵循祖制将陵寝选址在咸阳原，而是另寻新址在西安东郊。
其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流传千年的谬误
一直以来，作为西汉第三位皇帝的汉文帝刘恒，他的陵寝到底在哪里，始终困扰着历朝历代的考古者，即使现代考古工作者有了各种先进考古设备的辅助，却依旧无法确定霸陵的真正位置。
早在2001年国务院就已经将位于“凤凰嘴”附近的古代墓葬，认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霸陵”，其实这里不过是一处自然形成的黄土梁。
而真正的霸陵却被命名为“江村大墓”，2002年盗掘自此墓的6件陶勇出现在了海外拍卖会上，最终被追回。
2006年，国家文物局开始对出土陶勇的江村古墓展开保护性挖掘，通过长达15年的缜密分析和探查后，终于确定了这座古墓的真正主人就是汉文帝刘恒。
在刘恒去世的两千多年时间里，霸陵这座陪葬品众多的帝王陵寝遭到了猖狂盗墓贼的多次洗劫，但是考古人员依旧凭借其墓的形制和其中陪葬品的铭文等蛛丝马迹，最终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
从元代开始的千年以来，史料文献记载中的刘恒墓位置一直是“凤凰嘴”附近，这样导致了传统认识中错误认为霸陵就在“凤凰嘴”，并且还立碑为记。
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曾在其著作《水经注》中只是含糊其辞地提及汉文帝刘恒的霸陵在白鹿原，但是并没有指出其具体位置。
由于白鹿原是个十分广阔的地域，从蓝田一直绵延到浐河边上，长达30多公里，导致这座帝陵的确切位置不为人知，更何况此时距离刘恒去世已经过去了六百多年。
北宋的《长安志》也仅仅提到了“文帝霸陵葬在白鹿原上”。
直到七百多年后的元代，学者骆天骧才对霸陵的具体位置有了确切的记载，在《类编长安志》中有这样一句表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
这样极为“确定”的记载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导致了流传千年的谬误。
实际上，之所以骆天骧和后来者均把凤凰嘴认定为了霸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诱导因素就是此地的外形。
古代帝王陵墓的封土大多拥有金字塔的形状，凤凰嘴确实满足这一外形条件，在没有进行挖掘的情况下，很容易凭借其外形条件确定为是帝王陵。
而且中国古代史书中还曾有过关于霸陵“因山而藏，不负起坟”的记述，因而很多人将唐代墓葬类比为汉代墓葬，得出了凤凰嘴就是霸陵的错误结论，而这种错误同样是因为其外形。
因为有了骆天骧的记载，明清之后的许多慕名前来的文人在此地矗立了石碑，因此更增加了这一谬误的真实性。
直到20世纪上半叶，还有许多中外著名学者纷至沓来，经过考察之后，他们纷纷认定凤凰嘴确定无疑是刘恒的霸陵。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组织过多次大的考古调查，均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如今，经过数年的考古挖掘，终于确定了霸陵的真正位置，那之前被误传的凤凰嘴就成了一个谜：为何此地会被认定为是刘恒墓所在地？它真正的用途是什么？
起初考古工作者认为此地一定是个古代墓葬，只不过墓主人的身份不太确定。然而，在2011年展开的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勘探中，考古专家并未在此发现任何人工开凿的痕迹，就连汉代墓葬常用的五色土也没有发现。
为了防止因工作纰漏而造成的判断失误，随后考古人员又对此地进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细致勘查，依旧一无所获。
随后，考古专家又从西安当地的地矿公司借来了更加先进的探测设备，比如地磁雷达等。
通过各种先进手段的探查后，他们得出了更为确定的答案：凤凰嘴这个千年以来一直被误传为帝王陵寝的地方实则根本没有任何古代墓葬，是一处天然形成的黄土梁。
被冷落的王子继承皇位
众所周知，诸吕之乱后一直被冷落的刘恒意外地继承了王位。他的父亲刘邦作为开国皇帝，死后葬在了距离咸阳以东20公里处的长陵，并将此地划为皇家墓葬区。
然而，一向以仁爱著称的刘恒却在生前做出了违反祖制的决定，将自己的陵墓选在了位于西安东南的白鹿原，这里距离长陵大概有30公里远，这种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做法究竟有何隐情？
白鹿原位于浐河以东、灞河以西，是一座黄土台塬，这处台塬东西宽约30公里，南北宽约10公里，面积大约有263平方公里。
此地作为北俯关中、南览秦岭，四面环水、居高临下的战略要地。
“白鹿”之名来源于周平王时期的传说，当时在此狩猎的周平王偶然发现了白鹿出没的痕迹，而白鹿恰好是古代传说中的瑞兽，所以有感于天地造化之德，便将此地命名为白鹿原。
公元前180年，祸乱西汉朝政长达15年的吕后已经62岁高龄了，她即将走完自己罪恶而跌宕的一生。自从她的丈夫汉高祖刘邦驾崩后，她就成了大汉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奄奄一息的吕后躺在病榻上，想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将权利留在外戚手中，她任命侄子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领汉军的北军，而另一个侄子吕产则掌握了南军虎符。
与此同时，她还语重心长地劝谏侄子们：“高祖生前曾有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如今吕氏大权在握，势必会遭致刘氏宗亲及汉廷群臣的不满，所以务必要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吕后的历史功绩确实不容忽视，然而其诛杀忠臣与皇子的做法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
吕后去世后，贪恋王权的诸吕开始蠢蠢欲动，想要夺了刘氏的江山。随后，齐王刘襄率先调集军队向都城长安袭来，这让诸吕十分不安，赶忙调集大将军灌婴前去阻击。
而身为开国元勋的灌婴一直感恩高祖刘邦的赏识，早已对诸吕不满了，接到命令后，他并没有领兵迎战，而是悄悄与齐王联手，密谋诛杀诸吕。
而同样为开国重臣的太尉周勃在和右丞相陈平商议之后，设下计谋巧夺吕禄手中的兵权，并诛杀了吕产，至此汉军南北两军均掌握在开国将臣之手。
至此，曾在刘邦死后甚为嚣张的吕氏一族被诛杀殆尽，大汉王朝的政权重新回到了刘氏手中。
然而该由谁来继承皇位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刘邦去世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在吕后的暴虐行径下最终精神崩溃，22岁就驾崩了。
随后，吕氏拥立的两位皇帝均不是刘盈的亲生儿子，诸吕被诛杀后自然就被废黜了。群臣在商议后，决定在高祖幸存的子嗣中挑选一位继位，就这样一生坎坷却宽厚仁慈的代王刘恒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登基之后，刘恒继续执行先帝刘邦的轻薄赋政策，并开创了辉煌的“文景之治”。
很多人认为汉文帝特意将自己的陵墓选在了长安城以东是白鹿原，其中一个很微妙的原因是他似乎在刻意远离自己的父亲，与刘姓宗室保持距离。
汉高祖11年，代地发生叛乱，刘邦出兵平叛，后将年仅8岁的刘恒封为了代王，都城在晋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
从代王的级别及分封的地点来看，刘邦确实不太喜欢自己的这个儿子，毕竟他的生母薄姬不过是其手下败将魏豹的妾，仅仅宠幸过一次就失去了兴致，始终未能晋升为夫人。
因为父亲的冷落，使得刘恒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并且十分懂事，很多大臣都觉得他十分温柔敦厚。
由于他的封地距离都城长安很远，使他在父亲去世后的权利斗争和吕氏迫害中幸免于难。
一直对汉廷保持戒心的他最终选择在远离咸阳原帝陵带的白鹿原建立属于自己的帝陵。
在违背祖制和群臣进谏的重重压力下，刘恒毅然选择一意孤行，必定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另辟新址的真正原因
刘恒继位后，他的母亲薄氏已经去世了，依旧被尊称为皇太后，根据规定薄氏应该被葬入长陵，伴于高祖左右。
但是此前吕后已经以正妻身份与高祖合葬了，一个皇陵中不可能出现两位皇后的陵墓，所以薄氏要想葬在长陵，就必定是以嫔妃的身份入葬。
这样一来，与刘恒感情颇深的薄氏，墓葬规制将大大降低，显然对于被尊称为皇太后的薄氏是一种贬低。
所以刘恒决定学习前朝秦昭襄王的做法，另辟新址，以打破僵局。其母薄氏则以“近孝文皇帝霸陵”为由，顺理成章在霸陵附近以皇太后之礼营建陵墓。
至此，薄氏丧葬礼仪的问题便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解决薄氏丧葬礼仪问题确实是刘恒应该考虑的，而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必然还有更长远的考量，那就是政治因素。
建国初期，刘邦为了消除来自东方政治势力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做出了很多努力，到他去世前，虽然来自异姓诸侯国的威胁已经大大减弱了，但是六国余孽依旧蠢蠢欲动，想要伺机复辟。
而实力更为强大的匈奴则始终没能彻底击败，只能以“和亲”手段换来短暂的和平。
因此刘邦将自己的陵寝选择在了位于长安北部的咸阳原上，决定以设置陵邑、徙民移居，在都城以北形成一道有效防线。
到了汉文帝时期，父皇刘邦与哥哥刘盈的陵邑已经在长安北面建立的缓冲地带，但是，但长安以东除了关中东部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之外，却再无屏障。
毕竟当年父皇刘邦就是在攻克武关后，一路长驱驶入直至霸上，最终逼得秦王子婴出城投降。
可见，一旦函谷关和武关两座关隘陷落，那么长安城将危在旦夕。因此，在长安东部以陵邑形成缓冲防线就显得尤为重要。
毕竟之前齐王刘襄起兵诛杀诸吕就是一路挥师西进，兵锋直指都城长安的。
由此可见为了避免都城来自东方的直接威胁，就必须在长安东部形成一定的缓冲压力，拱卫京师。
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效仿自己的父皇，在战略要地修建陵墓，并设置陵邑，进而迁徙民众，在长安城外围筑起一道屏障。
因此，汉文帝刘恒之所以选择违背祖制，在长安以东的白鹿原另辟陵寝新址，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个人情感，想要远离与自己疏远的父皇；二是解决生母薄氏的丧葬礼仪问题；三是出于防御东方诸侯、拱卫京师的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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