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圣文化随笔：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和四大国学导师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和四大国学导师

鲁先圣

清华“四大国学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当时，他们四人以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名头誉满京华。

而被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执掌清华的成就，亦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1终身校长梅贻琦

梅贻琦自一九一四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一九三一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国和台湾，并在台湾新竹恢复“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恩来之邀，一九七七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邓颖超特意请来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京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十七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在校师生二千四百多人。梅贻琦于一九五五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继续出任校长。

回顾清华的历史，可以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梅贻琦一生执掌清华，其“身教重于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直到今天，依然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对于今天那些热衷于建大楼、扩校区、上规模的大学领导者来说，更加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在梅贻琦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某某某，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最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院的院务。他亲自到火车站接赵元任。他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特别是陈寅恪与赵元任，“一直保持着诚挚的友谊”。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他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这些都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五十九点九九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一生执掌清华，让人更加崇敬的不是他当校长的时间之长，而是他无论在世还是作古之后，竟然从来没有人听到过关于他的一句谤语。

时人常言：“诸君子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梅贻琦在身后赢得的却是“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在“比较广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过程中，一直抱着苛求的心理”，搜寻人们对梅的“异词”或“谤语”，却一无所获，证明了世人对梅贻琦“翕然称之”、“胥无异词”所言不虚。

2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梁启超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他因参与戊戌变法而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1915年底，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 1920年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于文、史、哲诸方面多有著述。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但他与康有为迥然不同。如果把康有为的书法比作大海的潮音，那麽梁启超的书法就是山涧的清泉。康有为追求的是一种雄强博大的风格，而梁启超的书法所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平和恬静的格调。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文学家梁实秋在自己的回忆中，梁启超的大师风范，呼之欲出。他回忆在清华聆听梁启超的演讲时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1914年，清华刚刚建校3年时，他来清华演讲，引用《易经》里的话来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这次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3矛盾的大师王国维

在近代以来的大师一级的学者当中，很少有人像王国维那样，既是开一代学术研究新风气的年轻才俊，又坚守着传统和保守主义，充当着拉历史倒车的腐朽代表，以至竟然为所谓的信仰葬送生命，人生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王国维是杰出的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学家，诗人、文艺理论学、哲学家。他是清华大学建立国学院以后第一个来到清华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年轻时学习语言、科学、哲学和心理学、社会学，30岁之后研究文学。中年之后，又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自己国学大师的地位。

他精通日文和英语，能够熟练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是中国学人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先驱。他所著《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等学术著作至今仍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他在甲骨文学、文字音韵训诂学等古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界至今难以超越。

但是，遗憾的是，这位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他的骨子的深处依然是传统保守主义，就在满清被推翻10年以后，仍然应清逊帝溥仪之召，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庭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他以前清遗老自命，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给后人留下不尽的遗憾。

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应该被人诟病的，但是，这并不仿碍我们钦敬他的为人品格和治学精神。就在他已经决定沉湖而死的那一天，他最后做的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做人多么严谨的人了。在他弃世的前一日，他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谢国桢请他题写扇面，他书写完以后题款时却在谢的名字后写了“兄”字。友无论年齿幼长，皆可以称兄，但是师称弟子为兄就违背礼节了。于是，就在王国维准备跳湖自尽的当天，他先到清华国学院用墨笔在扇面上把兄字改为弟字，既不违背礼节，亦显示王国维先生的一贯谦和之风。然后，一代国学大师，就去了颐和园，坦然自沉了。一个将要弃世者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认真严肃不苟且的操守。

王国维最著名的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人间词话》中关于做学问的三种境界。他认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王国维把此句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王国维则别有用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王国维把它作为治学的最终最高境界，是引出悠悠的远意，意思是做学问、成大事业者，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

王国维的这个治学三境界，成为近百年以来学术界的经典，也成为一代代中国人追求学问的圭臬。

4没有任何文凭的国学大师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清华园，有一位“教授中的教授”，那就是陈寅恪。因为凡是他讲课，很多教授都会来听。他在国外断续留学20年，潜心读书和研究，但对“博士”、“硕士”学位之类，却淡然处之，豪无追求，因此连大学文凭也没拿过。但就是这个没学位的人，当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导师时，哈佛大学点名要他继任。关于他的学问，只从一点就可知其精深与博大：他虽然不是语言学家，但他通晓的文字多达二三十种，他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

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

1925年3月归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又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后接任中国文学系主任。香港沦陷后闭门治学。后到桂林任教广西大学。抗战胜利后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陈寅恪在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他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是一位历史学家，学贯中西。是公认的20世纪最有学问、最有成就的学界大师。他的专业是中古史，他的所有作品都以文言写成，而且学问高深，一般知识背景的读者难以啃动。

在清华国学院成立之初，梁启超向校长推荐留居国外的陈寅恪。校长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而拒绝。梁启超力争说：“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校长终于被说服。

5“老乡”赵元任

在中国甚至世界知识界,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仅仅是学贯中西的大家,而且几乎是文理各学科的通才。他就是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

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份履历表的时候，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那点学问自惭形秽：1910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世界上大概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看淡职位：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只有五个字的回电，显示出这位大学者不亢不卑的品格和气节。

赵元任的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上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为“老乡”。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他还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更为神奇的是，他是各门学科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还同时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他对自己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这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多少深意！世界上有多少卓有成就的大家，就是从“好玩儿”起步，最后登上了成功的巅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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